在進到數位時代之前，印刷技術已經走了很長很長的一段路。本文將爬梳台灣從荷西時期，到戰後的活版印刷如何匯聚世界多種印刷技術，呈現出獨特的混血風景。
活版印刷的源頭
歷史課都學過，畢昇在 11 世紀發明膠泥活字，將一個個漢字刻在一個個膠泥（陶土）上；要印刷一頁內容時，只要挑選一顆顆的膠泥塊排在鐵板上，即可快速地完成一頁排版，上墨印製了。
活字的發明是為了改善當時的主流印刷方式——雕版印刷。一頁的雕版印刷需要刻工逐字雕刻，十頁的內容就需要雕刻十頁的文字。耗時費力之外，一卷書冊時常由許多刻工共同完成，前後頁的文字造形風格差異也就見怪不怪了。
除了膠泥活字，漢字圈也陸續出現木刻活字、金屬活字等新興的印刷技術。活字雖然解決了時間與人力成本，但漢字數量大，再加上重複使用的字，一套可用的活字或許需要上萬甚至十數萬的字符，存放、製作、管理都是成本。相較之下，雕版印刷反而沒有比較貴，書卷內容不多時可能還是更划算的選擇。
雖然漢字圈早早就開發了活字印刷術，但未能成為主流。反而是 15 世紀的歐洲，在古騰堡發明金屬活字後，技術很快地擴散到歐洲各個大城市。此後，工業化的印刷術也以歐洲的西式活版為基礎，快速發展，並隨著歐洲的貿易與領地擴張，傳至世界。
1600-1895 的台灣：進口的雕版印刷與零星的拉丁活字
早在荷蘭時代，台灣就已出現以西式活版排印的印刷品，然而印刷技術與機械並未隨著產品傳入台灣。這些印刷品主要是使用拉丁字母的古荷蘭文以及西拉雅文，由荷蘭人在荷蘭或其他殖民地印刷。
其中新港文書經典範例《馬太福音》就是在荷蘭印製的，但還來不及運送至台灣，荷蘭東印度公司就已向鄭成功投降離開了。相同時期印製完成的《約翰福音》同樣未曾抵達台灣，在下落不明近四百年後，近年才由學者在丹麥皇家圖書館裡找到。
鄭成功時代到清治期間，台灣的種種出版材料成本高，識字人口少，書籍需求更少，出版產業難以發展 。多數印刷品仰賴泉州、廈門等地進口。若有在地製作的印刷品，也是短期招募刻工，借現代觀念來說，就是以專案的方式來完成。
1821 年，台灣第一家雕版印書坊「松雲軒」在台南成立，主要刻印善書經文、歌仔冊等。其餘可能也有少數在台的雕版工房，但相關紀錄都極為缺失；可以確認的是當時台灣需要的各種印刷品，仍以進口為主流。松雲軒在日治時期受抗日行動波及，轉手出去的書版則多在 1945 年台南大空襲期間被炸毀。
1880 年，英國牧師馬雅各離開台灣後，奉獻了一部活版印刷機與一套設備來台。隔年，接下這份贈禮的牧師巴克禮趁著休假回蘇格蘭時，向印刷廠的師傅學習操作方式。在 1885 年，這部機器印製了在台製作的第一份鉛活字出版品： Tâi-Oân-Hú-Siâⁿ Kàu-Hōe-Pò （《臺灣府城教會報》，今《臺灣教會公報》），使用的是拉丁字母書寫的台文白話字。
《臺灣府城教會報》除了傳遞教會相關資訊外，也分享種種新知，並持續以西式活字印製白話文內容，直到二戰期間停刊、戰後改為華語漢字復刊。而那台為台灣翻開歷史新頁的印刷機，目前仍存放於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歷史檔案館中。
19 世紀：西方傳教士在東亞的漢文活字實驗
當台灣以雕版印刷以及拉丁鉛字為印刷主流時，西方傳教士們在東亞進行諸多漢文的活字實驗。
傳教士初抵東亞時，多以雕版為主要印刷手段，力求融入當時的傳統印刷方式。不過雕版製作速度緩慢不易即時資訊傳播，製版一但損毀就必須重來，在當時清國政府對西方影響的防範之下，製版、印刷、保存都困難重重，傳教士們陸續將眼光轉往活字。
其中如以澳門為中心的英國傳教士馬禮遜，就向東印度公司取得資金，從手刻活字開始，編印華英字典等出版品。也曾與英國鑄字匠取得聯繫，實驗性地鑄造了 50 個金屬漢字，雖然印刷效果頗佳，但此事卻無疾而終。
另一方面，曾跟隨馬禮遜學習中文的戴爾則從 1833 年開始，陸續在檳榔嶼、麻六甲、新加坡等地鑄造漢文金屬活字。戴爾活字在 1846 年被帶往香港英華書院，並陸續補字，完成大小兩套各 4700 字，較為完整的漢文金屬活字。這種「香港字」在當時頗受歡迎，非教會體系的報社、印刷廠對本套字型的接受度也很高。
各個教會與傳教士對漢字的實驗也在成本考量下，嘗試過拆解部首的分合活字方案。其中以 1830 年代法國鑄字師傅李格昂與漢學家包鐵的方案最為知名，甚至受到法國皇家印刷所委託。分合活字利用漢字的拆解特性，提高字符數與可印刷字數的比例，鑄造成本低，也省下不少倉儲空間，對有意打入東亞的西方人而言誘因很高。然而拆組漢字實在不夠自然美觀，雖然省了成本，但在漢字圈的接受度卻不高。
1860 年代，美國傳教士姜別利任職於上海美華書館，聘請當地刻工王鳳甲雕刻木活字，並以電鍍方式製成銅模，開發出「上海活字」。美華書館不僅有上海活字，也有戴爾的香港字、巴黎的分合活字等多套漢文活字。姜別利依據這些漢文活字尺寸，列出了活字號數（註） 根據《註以代刻：傳教士與中文印刷變局》一書資料，美華書院共計 6 種活字號數。另一份資料 THE MISSION PRESS in CHINA 則有共計 7 種尺寸。。這些活字不僅因應傳教需求，美華書館也承接各式印刷，包含中文、日文、滿文等，同時有活字販售。
姜別利在 1869 年離開上海時，受長期研究西式活版印刷的本木昌造之邀，前往長崎教授電鍍銅模、排版印刷工法，並在長崎完成漢字、歐文、假名三套活字字模，也展示了多語種混排的技術。
本木昌造在長崎成立的「新街活版製造所」承襲姜別利帶來的銅模，修整為日本適用之外，並整理美華書館的六種號數、增加初號與六號，定下的八種號數沿用至今。而本木昌造的弟子平野富二在 1872 年前往東京，成立「長崎新塾出張活版製造所」，也就是「東京築地活版製造所」前身。此後，日本的西式漢文活版印刷產業，開始蓬勃發展。
日治到戰後，西式漢文在台灣
直到日治時期，漢字鉛字技術終於傳入台灣，包含印刷端的排印技術，以及鑄字端的工具和技術等。築地、秀英、石井等日本重要鑄字廠的鉛字都從此引入台灣。台灣的出版業開始蓬勃，印刷技術進展快速，在戰火中也僅僅是消沈了點，並未毀壞根基。
隨著日本殖民政策而來的西式漢文印刷
日本時代伊始，為了配合殖民政府在台的教育計劃、政策宣導等需求，日人陸續帶著各式印刷器具來台辦報，其中在 1898 年整合兩家報紙而成的《臺灣日日新報》即是採用從大阪運送來台的活版印刷設備與築地活字。
隨著日本活版技術來台的，除了鉛字、機械之外，還包含諸如鉛字架等工具。台灣人跟著日本鑄字和排印師傅工作，自然也承襲了一套工作習慣以及術語，並在地化成為台灣適用的版本，例如以台語結合日語的「kei-suànn（k 線）」稱呼排列邊框或表格用的「罫線（けいせん keisen）」，或用日本的外來語「kesu（ケース kēsu）」稱呼放置鉛字用的字盤。
日本在台的五十年間，不論是日人主導，或者台人自發，出版業蓬勃發展。不僅僅是日文出版品，漢文出版品也在殖民政府的准許範圍內大量發行，比如《臺灣日日新報》的漢文版、《臺灣新民報》的全漢文刊物，或者各類漢文小說、詩詞等。同時，雖然相較於日文與漢文的出版品來得少，但使用拉丁字母印製的白話文出版品也多有產出。
在此時期，不僅印刷行、報社、書局需要有自己的活字收藏，甚至鑄字能力，專門的鑄字廠需求也大幅提升。在 1930 年代的秀明社即是少數由台灣人營運的鑄字廠，此外還有經營到戰後的中南社（中南鑄字行）等。雖然這些鑄字廠有在台自行鑄造鉛字的能力，銅模仍主要從日本進口，再透過翻模的方式複製鉛字貨銅模流通。若有缺少的字，則用拼字或木刻補字兩種方式為主進行。
日本帶來的活版技術影響深遠，直到 1960 年代的《中國時報》與《聯合報》等還都可以發現築地字的蹤跡。即便戰後日本撤離，台灣仍有部分印刷行承接日本印刷工作，在鉛字鑄刻技術上也仍有往來，如國語日報社就曾在 1955 年委託日本岩田重刻含注音的銅模。
戰後，日中混血的台灣印刷風景
在 19 世紀中末期，東來的傳教士明體為基礎發展金屬活字，承襲美華書館體系的日本也大量使用明體。而清末民初的上海則透過楷體和仿宋體的鉛字開發，試圖在新的時代召喚傳統書法美感。國共內戰期間，原本立足於上海的出版與印刷產業為躲避戰火遷至台灣，帶來楷體與仿宋體等字模，也成為台灣的印刷產業風景。這些上海來的楷書造形又稱為「上海字」，其中以「風行正楷鑄字社」影響最為深遠。
風行鑄字行在 1949 年於台灣開業，帶來的只有一套字重完整的楷體。據說這套楷體參考的是清代書法家的字帖，造形優雅、運筆力道俐落，與日本較為圓潤的楷體頗有差異。不只大受一般市場歡迎，連政府機關也指定使用風行正楷，蔚為風潮；其他廠商相繼翻模產製，好一段時期台灣的印刷品楷體以風行字為大宗。（註） 這一段歷史也與我們所熟悉的標楷體相關，可以更往上爬梳回上海的楷體活字發展。若有興趣，可以參考〈標楷體：一些二十世紀初期的上海足跡〉。）。不過隨著印刷需求益發多元，只有一套楷體的風行鑄字行雖然風光開場，卻無法因應多種造形選擇的市場需求，在 1968 年即早早歇業——那時，現在廣為人知的日星鑄字行甚至還沒開業。
風行正楷在台盛行數十年，但屢經翻製的鉛字與銅模多有毀損，印刷品質已大不如前。從日本時代就營業中的中南鑄字行在 1970 年代前後，決定基於風行正楷整理，並且送由日本廠商雕刻為全新的銅模。中南鑄字行在當時不僅是老字號，也是台灣數一數二大的字廠，供應給許多印刷廠與報社。而這套新修的中南楷體也因此，承接風行正楷的風氣，成為台灣楷體經典造形。
數十年來，上海帶來的銅模與鉛字逐漸在地化，上海師傅使用的術語和工具，也攪和進了原本就已經在地化的日本系統中，比如有些印刷廠保留日本式的鉛字架時，也有印刷廠改採上海式的鉛字架；或以「宋體」稱呼「明朝體」（這也是為什麼在台灣，明體宋體會傻傻分不清了）。
走向未來：漢文活字歷史的數位傳承
台灣活版印刷產業先後承接了源於日本的技術、設備與以明體為主的造形，以及源於上海的工作方式與以楷體為主的風格，有了獨特的混血風景。不過印刷技術日新月異，在數位時代來臨之前，鑄字廠早已陸續歇業，活版印刷廠也相繼熄燈。活字雖然快速地被更新的排印方式取代，但仍有許多人致力於保存，乃至於延續這些匯聚漢文活字印刷史的台灣造形。
其中，風行正楷在 2011 年由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典藏，收藏銅模外，也印製、掃描，並修補掃描品中筆畫殘缺處，並未進行銅模修復。中南楷體則由阿之寶團隊發起「臺灣鉛楷體計劃」，逐步進行修復與保存。日星鑄字行則在 2019 與 2025 分別發起楷體銅模，以及宋體貳號數位化的復刻募資計畫，期待活字能在數位時代傳下去。
參考資料
〈一九三〇 – 一九九〇年代的臺灣活版印刷發展之研究〉，吳祖銘，1999。
〈正體中文正楷銅模及其字體數位典藏計畫研究成果報告〉，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蒐藏研究組，2000。
《鑄以代刻：傳教士與中文印刷變局》，蘇精，2014。
《文字的旅行：臺灣活版指南》，黃俊夫、黃湜文，2017。
「明體漢字活字的開發」系列，小宮山博史，2017~2019。
阿之寶 A Zhi Bao
《Typography 字誌：Issue 06 活字的現在》，Graphic 社編輯部、卵形｜葉忠宜。2020。
《出版島讀：臺灣人文出版百年江湖》，蘇碩斌等，2023。
《臺灣活版時代：臺灣活版印刷圖解紀錄》，高鵬翔，2025。
